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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的文化史上,邵雍绝对是个异类。他本是和周敦颐齐名的理学大师,程颢、程颐的师长,司马光等人的至交,就因为对《周易》别开生面的研究探索,被后世划到了算命先生一边,和袁天罡、李淳风等一起“名垂千古”了。

邵雍,字尧夫,谥号康节,生于涿州,宋仁宗年间随家人迁至河南共城,在苏门山下耕读。那里树木葱茏、幽静美丽,山下的百泉湖碧波荡漾。邵家一家三口虽粗茶淡饭,倒也安乐。

邵雍的父亲知诗书、明音韵,闲时就教他读书。邵雍自己也很上进,书捧在手上就怡然忘情,夏日炎炎,身如火烤,也不知摇扇纳凉;冬寒凛凛,手脚冻得麻木,却忘记生炉取暖。家里的床板凹凸不平,他读书困倦了,就索性席地而卧,仍旧书不离手,俨然“书痴”之态。

经年的阅读,使邵雍胸中渐有丘壑,苏门山外的世界经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年纪渐长,邵雍便带了简单的行囊,开始游历。从黄河汾河到淮河汉江,从齐鲁之邦到宋郑之墟,他涉大川、登名山、交朋友、访世事。万卷书经过万里路的消化,转化为丰富的养料,让他的思想日趋成熟。

就在这时,他遇到了一位奇人—共城县令李之才。李是一位易学数术大家,陈抟的传人。陈抟是京焦氏易学的传人。京焦易是将阴阳五行观念与《周易》结合,专门研究吉凶占卜的学问。陈抟最著名的成就是《伏羲先天八卦图》。先天八卦与《周易》中文王所创立的后天八卦有很大的区别。先天八卦是乾坤定上下、坎离列左右;后天八卦则是离、坎、兑、震为四方。两者无论方位、顺序,还是八卦之间的关系均大不相同。先天八卦更重象数,后天八卦更重爻辞和义理。简单来讲,先天八卦更像是图说,后天八卦更像是解说。解说的是静态的自然世界,追求与万物同化;图说的则是动态的人伦世界,要立人极,尊崇儒家传统。李之才将自己所学尽数传给了邵雍。

邵雍从小喜爱《周易》,李之才的这套学说颠覆了他的固有知识,将他引入了一个更加开阔而神秘的宇宙中,使他逐渐摆脱旧有的观察世界的视角,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认识世界的理论。

39岁时,邵雍迁居洛阳,开始收徒讲学,也是在这个时候,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易学思想体系。他将陈抟的先天八卦图、李之才研究的乾坤生诸卦的卦变说、汉代京焦氏的卦气说融合,将《周易》与老庄融合,将儒与道融合,甚至将佛教华严宗思想融合进来,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。

在这个体系中,外在的形式是以十几张图阐明自己的宇宙观和历史观,形成独特的象数思维模式;内在的路径则是通过道家的思维冲向儒家的目标。他的思想实质是客观的唯心论,之所以客观,是将人混同于万物,“万物亦我,我亦万物”,从物的角度来“反观”万物,并从中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;之所以唯心,是认为心是宇宙的起点,心为太极,“我心即天,天即我”。

他认为,尧之前人类社会还未产生,世间只有天然之“体”,没有人事之“用”;尧之后,有了人事之“用”,进入人类文明史。据此,他认为老子得到了《周易》之体,而孟子得到了《周易》之用,老子阐释自然而略人事,孟子详尽人事而无自然,他自己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了。邵雍在物理之学上推崇老子,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孟子,并将它们统摄到《周易》的体用中,归于一元,最终落到心上,“心为太极”,由此形成了他的思想体系。他的学说既有道家的坦荡旷达,也有儒家的中庸仁和,为宋代理学的渊薮。

邵雍通过易象数术,分析自然、历史,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政治的兴衰。所以,他最著名的著作《皇极经世》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就是通过“元会运世”的宇宙观分析三千年的治乱兴衰,提出了“皇、帝、王、伯”的历史退化论。由于他的易学来源比较“另类”,他的学说也系自创,所以朱熹称他的易学是“易外别传”,给正统的义理大师们以相当的冲击。

张载和二程兄弟当时都住在洛阳,三人也都喜欢易学,所以常结伴向这位前辈讨教。不过他们讨教的都是易学义理和社会问题,对于邵雍的先天象数这套东西只字未提。邵雍看二程聪明好学,曾想把自己的学术全传授给他们,但是两兄弟的老师周敦颐还健在,不好改换门庭,结果就没了下文。

邵雍会看人、明事理、学养厚,富弼、文彦博等人都曾举荐他做官,他都一一谢绝。神宗即位后,曾让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、颍州团练推官,而且不准推辞,邵雍只好接受,但一直称病不赴任。他对朋友说:“自有泉林安素志,况无才德动丹墀。荀扬若守吾儒分,免被韩文议小疵。”或许在更深的层面上,是邵雍看出王安石并非守分之人,自己去就是往火山口上坐了,而他也确实看透了政治,对于名利早已没瘾。也正是由于对官场的寡淡,他与很多失意的权贵都能够深交,也得到名利场内外的尊重。

1062年,以洛阳地方长官王宣微为首的显贵,在五代节度使的故宅地基上,为邵雍盖了30间房子,供他居住。邵雍为其取名“安乐窝”。前任宰相富弼又让门客孟约在这座宅院对面为邵雍买了一座花园,供他休憩。园中池水荡漾,竹影横斜,奇花异木交相辉映,邵雍喜欢得不得了,连称自己是“无才济天下,有分乐年丰”。

此时的邵雍已经52岁了,著书、饮酒、焚香、吟诗就是他的人生大事。他这样描述自己此生的生活:写了一部名为《击壤集》的诗集,收尽风花雪月;著了一部《皇极经世》,惊鬼泣神;点一炷香,清净安泰;饮一樽酒,更是人间美事。

司马光失意,退居洛阳修《资治通鉴》,并在“安乐窝”的附近买田20亩,修建了“独乐园”。司马光也对易学深有研究,著有易学著作《潜虚》。富弼的家也离“安乐窝”很近,官场失意的他不喜欢客人打扰,但对邵雍例外。有一次,他问邵雍,你猜我在想什么?邵雍便说:“是不是因为王安石罢相,吕惠卿上台,怕吕比王更不是省油的灯?”富弼点头称是,邵雍便安慰道:“不用担心,王安石和吕惠卿之前是因形势和利益结合,现在势力反转,他们两个人将成仇敌,吕惠卿自然无暇去害他人了。”果然,过了不久,吕惠卿便用尽手段要把王安石“搞倒搞臭”。富弼不禁感叹邵雍“眼毒”。

吕公著因反对青苗法、攻击吕惠卿而遭罢官,退居洛阳,常和邵雍、司马光来往,终日沉默寡言,但一开口便是忧国忧民之思。有一天,他对邵雍慨叹说,王安石这么搞下去,民不堪命了。结果邵雍却只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王安石本来远远地做官,你和司马光撺掇着把他推荐到中央,你还能有什么话可说?”搞得吕公著汗颜,连忙说:“都是我的罪过啊。”

当时,王安石为推行新法,任用了不少年轻人。这伙人做事未免毛糙,结果引起了地方官员的反弹。邵雍的许多门生故旧也在当官,他们纷纷投书邵雍问计,并说准备弹劾之后挂冠。邵雍却说:“上头要求严苛,你们可以适度宽松,这样也能帮助老百姓喘口气,撂挑子可以发泄愤怒,却于事无益。”从这里来看,其实邵雍的眼光更加深远。

经过几十年的修为,在邵雍心里,上下千古、吞吐六合这些不得了的大事也都成了浮云。他曾说:“唐虞揖让三杯酒,汤武征诛一局棋。”到晚年,他的境界更臻高远。十年之后,邵雍写下“生于太平世,长于太平世。老于太平世,死于太平世。客问年几何,六十有七岁。俯仰天地间,浩然无所愧”之后,与世长辞。

罗盘堪称中国术数文化的大集合,太极(位于罗盘正中间,看风水用的罗盘中间无太极图,而为指南针)、八卦、天干、地支等无所不包。供图/壹图

邵雍没有李之才那么好的运气,一生都没有遇到一个像自己一样好学聪慧又愿意钻研易学的学生,他的学说没有得到很好的钻研和继承。后世之人舍本逐末,将他看成是能推知过去未来的预言家,甚至还托他之名出品了《梅花易数》《铁板神数》等一批卜筮类的书籍,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能够预知过去未来的神卜。

而在理学这头,由于他所学的先天象数被认为是“京焦末流”,与主流思想格格不入,所以其时虽备受二程、张载、司马光、富弼、吕公著等人推崇,但最终并没有被归入理学开山大师的行列;身后虽也曾得到朱熹、胡安国等人的赞誉,但从王夫之、黄宗羲直到乾嘉学派,否定他思想的人也不在少数。所以,邵雍并没有获得与其学说相匹配的地位,能够传其学脉的人也就寥寥无几了。

据说,有一次邵雍和一位客人同去司马光家里观赏牡丹,当时花开正盛。客人知道邵雍对《周易》有深刻研究,便问道:“牡丹开得这么旺,难道也有气数吗?”只见邵雍淡淡地说:“万物都有其数,而且能够卜卦得知。”于是开始测算起来。测罢,邵雍说道:“哎呀,可惜,这牡丹明天午时就要被马踩坏了。”客人大吃一惊,当然不相信。结果,天意难违,第二天,在两位官人骑马赏牡丹时,两匹马突然厮咬起来,骑者受惊纵马疾驰,满园的牡丹尽毁。

一个冬日的傍晚,邵雍和儿子围炉烤火,忽然有人敲门,先敲了一下,后又连敲五声,来人说要借东西。或许大冬天的正无聊,于是邵雍便算了一卦,然后对儿子说,来人借的是斧子。儿子不信,打开门一问,果然是邻居来借斧子劈柴。

还有一次,邵雍经过庭院观看梅花,看见梅树上有两只麻雀打架掉到地上,心想:“相安无事不会占卦,现在两只鸟无故掉到地上,必定有事发生。”他以时间起卦测算,结论是明晚会有女子前来折花,园丁误将她当成贼而驱赶,结果女子惊慌失措,不小心摔倒,伤及大腿,但伤势并不是很严重。

南怀瑾还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,说有一次邵雍算到自己的一个名贵的瓶子要被打碎,他觉得蹊跷,因为瓶子一直放在柜子里,不会有人动。为了研究它会怎么碎,邵雍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守着,一动不动,以至于老婆喊他吃饭的时候他都没有听见。老婆急了,看他盯着一个瓶子发呆,拿起鸡毛掸子就扫了过去,结果瓶子应声而碎,这时邵雍忽然醒悟—原来瓶子是这么碎的。

这些故事如今已难辨真假,真实的邵雍或许只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,并没有达到能够预卜过去未来的神人级别,当然也没有蠢到等着自己的占卜应验的程度。这些或神或蠢的故事,也许不过是后人的烹制罢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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